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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天下第一商幫,是怎樣黃掉的?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-06-20  最愛歷史本尊   |  轉藏
                     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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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在不知道收了多少“捐獻”的銀子后,乾隆二十七年二月,公元1762年3月,第三次下江南、下駐在揚州天寧寺行宮的乾隆大帝,給14名來自徽州的鹽商各自頒賜了官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對此,乾隆大帝滿意地說:

                    “朕此次南巡,所有兩淮商眾,承辦差務,皆能踴躍急公,宜沛特恩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為了此次加官進爵,14名鹽商具體“捐納”了多少銀子“效忠”,史書沒有明確記載,但對于揚州徽商之富,乾隆皇帝則早有耳聞,當時,揚州徽商總資本至少在五千萬兩銀子之巨,而清朝在乾隆時期號稱巔峰,國庫最高存銀不過也就7000萬兩,以致于乾隆皇帝感嘆道:

                    “富哉商乎,朕不及也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揚州徽商們也敢于“捐納”:以乾隆朝的著名鹽商鮑志道(1743-1801)為例,僅僅他個人在世期間,就先后向清朝政府“捐納”了2000萬兩白銀、和12萬石糧食(約合1440萬斤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此一時期,徽商,是帝國毫無疑問的第一商幫。 

                    乾隆下江南的背后,襯托出揚州徽商的財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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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徽商,崛起于明朝中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對于管轄一府六縣,即歙縣、黟縣、休寧、祁門、績溪、婺源六地的徽州府來說,這里向來有“七山半水半分田,兩分道路和莊園”的諺語,由于可用耕作的土地奇缺,人口急劇增長的徽州人一直處于難以自足的狀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晉代時,徽州(新安郡)當地人口僅有5000戶,然而隨著晉室南遷和南北朝時期的持續動蕩,北方士民開始不斷南遷,此后,在唐朝安史之亂以后、北宋靖康之變后,南遷的中原人民不斷補充著徽州的人口,到南宋初年,徽州人口已經達到了12萬多戶,到明代時,徽州人口進一步飆漲至56萬戶,到清末嘉慶二十五年(1820年),徽州人口更是達到了247萬人,由于人多地少,謀生艱難的徽州人被迫著開始沿著新安江等水道大規模走出深山,去外界打拼一片天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明清兩代的徽州,普遍流傳著這樣一句話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;十三四歲,往外一丟;包袱雨傘,夾著就走。”盡管謀生艱難,但作為中原世家大族移民的后代,重視教育的徽州人普遍會將子女送往私塾就學,然后到十三四歲時再讓孩子外出闖蕩,在這片面積僅有1萬多平方公里的狹小府地上,卻是“十家之村,不廢誦讀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由于大規模的人口外出經商謀生,到了明代時,明朝人王世貞就曾經感慨地說:“徽俗十三在邑,十七在天下”,意思是說徽州人十分之三在家務農,十分之七在外經商,“賈居十(分之)九”、“徽人十(分之)九為商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這種龐大的外出經商人口的擴散下,到了明代時,徽州人出現了以長三角為基地的“一大塊”、以長江和大運河“兩條線”為輻射通道,“星星點點遍全國”的分布生態,到了明朝中葉,隨著以鹽商為代表的商人群體的崛起,徽商,開始作為一個帝國商幫,在中華大地上冉冉升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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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作為徽商的代表,鹽商,是徽商中最勢大財雄的群體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明朝初期,為了與北方蒙古人對抗,明朝政府在北方漫長邊境上設置了9個邊鎮駐軍布防,為了吸引商人向駐軍運送軍糧,當時明朝政府規定,商人只有向北方邊境運送糧食販賣,才能換取到鹽引(一種販賣食鹽的官方憑證),然后到指定地點倒賣食鹽謀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由于古代食鹽的稀缺性和倒手買賣存在的暴利,因此盡管路途遙遠,徽商仍然不遠千里踏上了北上路途,但由于地理距離等因素,在明朝中葉以前,徽商的鹽業生意總是做不過相對北方較近的山西商人和陜西商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明朝中期以后,隨著白銀成為通用貨幣,于是在明朝弘治五年(1492年),戶部尚書葉淇改革鹽法,規定商人不再需要向邊境運輸糧食,只要向政府鹽運司繳納銀子,就可以換取到鹽引販鹽,這一變革,史稱“開中折色法”,隨著變革的推行,原來的塞外商屯逐漸解體,邊境商貿日趨衰敗,于是,原來經營邊境貿易的晉商、陜商轉而南下位處兩淮地區要地的揚州從事買賣,而這,也給了徽商以崛起的歷史機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由于東臨黃海,西接運河,明清時期,揚州成為了中華帝國兩淮地區的鹽業中心,而到了清朝乾隆時期,兩淮地區每年的賦稅更是占到了全國商業稅收的50%,其中主要是鹽稅,可謂“關系國庫,最為緊要”,而在帝國商業中心與晉商、陜商的較量中,作為后起之秀的徽商逐漸后來居上,最終幾乎壟斷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,從而奠定了徽商作為商幫在帝國內部的崛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明朝中葉時在揚州,徽商原本與晉商、陜商平分天下,當時在揚州,以徽州話和陜西話最為時尚,因為當地人認為講這種話的人最有錢。但在明朝中葉及晚明的商業競爭中,文化教育不高、較為保守吝嗇的晉商和陜商,逐漸在與具有文化底子的徽商競爭中敗下陣來。 

                    揚州

                    當時,與晉商和陜商大多是目不識丁的大老粗相比,徽商即使是學徒和小弟,也普遍在家鄉接受過基礎教育,而與發家后仍然穿著破皮襖、嚼大餅的晉商和陜商相比,徽商卻敢于修園林、建書院、養戲班,并且對官員賄賂出手大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對于從科舉出身的官員士大夫來說,有錢并且文化素養頗高的徽商,是既舍得給錢、又能共談詩文的金主和儒商,例如晚明時期累代販鹽的揚州徽商吳彥先(1555-1624),其文史知識甚至連一些當時大儒都自愧不如,由于他博學多才,因此在官府和商界都享有崇高威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由于徽州善于抱團經營,因此到了明朝萬歷年間,徽州歙縣的縣志《歙志》就記載說:“今之所謂大賈,莫有甚于吾邑(歙縣),雖秦晉(陜商晉商)間有來賈于淮揚者,亦苦朋比而無多”,與零星經營的陜商晉商相比,在當時的兩淮地區和揚州,“苦朋比無多”的陜商晉商,此時已經在商業競爭中完全敗給了抱團取暖又敢于“給予”的徽商,可以說,無論是玩文、玩錢還是玩人多,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都逐漸進入了壟斷時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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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作為宋明理學的奠基人程顥、程頤和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,徽州在明代開始就被稱為“程朱闕里”、“東南鄒魯”,徽州諺語普遍流傳說:“養兒不讀書,不如養口豬。三代不讀書,不如一窩豬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正是在世間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,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的理念熏陶下,徽州在古代科舉中開始急劇崛起,據統計,從宋代到清末,徽州考中進士的共有2086人,并出產了28位狀元,占據中國歷史狀元總數的二十四分之一,以單一城市而言,徽州的狀元人數,僅次于蘇州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由于重視讀書、政治資源廣布明清兩代,這也為徽商在政治上提供了保駕護航,而徽商在發家致富以后,也將子女讀書致仕作為保障家族累代經營的不二法寶,對此,明代徽州人汪道昆(1525-1593),就將徽商家族的這種特點形容為“賈而好儒”、“左儒右賈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汪道昆本人為例,他的家族就是累代經營鹽業,家業巨富,到了他這一代,父親刻意經營讓他讀書致仕,汪道昆也不負眾望,23歲就考中進士,而后更是官至明朝兵部左侍郎,與戚繼光等人一起成為明朝末年的抗倭名將,而在儒商、部級高官的背景之外,汪道昆還是一名戲劇家,曾經撰寫有《高唐夢》、《五湖游》、《遠山戲》、《洛水悲》等劇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“左儒右賈”的政治資源支持下,徽商的政治門路也被迅速拓寬,以明朝為例,徽州就出了曾經當過兵部尚書、太子太保和七省總督的胡宗憲,另外還有曾經當過明朝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的許國,到了清代時,徽商“以商養文”更是頻頻開出“碩果”——例如出身鹽商巨富家族的曹文埴、曹振鏞父子,二人就先后考中進士,并且都擔任過軍機大臣,歷經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而不倒,其家族可謂政壇常青樹,而曾經當過軍機大臣和戶部尚書的曹文埴,由于老鄉關系,跟揚州徽商更是關系密切,其中乾隆六下江南,讓徽商等各路商幫“奉獻”、“捐納”等各種事務,就是曹文埴在一手安排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而這種徽商累世培植的政治與商業的暗中結合,也為徽商在鹽業、典當、茶葉、布匹等各種生意中獲得了各種關系深厚的政治資源庇護,堪稱中國政商結合的至高典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也就是在這種善于逢迎和“捐納”,正如乾隆在揚州賞賜徽商官爵時所說“踴躍急公”的背景下,徽商在經歷明末清初的戰爭動蕩后再次崛起,并通過政商勾結、逐漸壟斷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鹽場、兩淮鹽場的商業貿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對于徽商的善于“奉獻”,清廷和地方官員也一直是投桃報李,給予了徽商諸多壟斷權益,當時,兩淮鹽務中設有“總商”,乾隆時代更是出現了權力空前的“首總”。徽商江春就擔任過“首總”,這些“總商”乃至“首總”,既是兩淮眾商的代表,又是官府與鹽商之間的聯系人,實際上擁有半官半商的身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以徽商巨富江春(1720-1789)為例,乾隆六次下江南,江春都參與了迎送和接待,其一生共向清廷“捐納”多達1120萬兩白銀,而乾隆則將江春賞賜為“內務府奉宸苑卿布政使”,正一品“光祿大夫”,在每次任命新的兩淮巡鹽御史時,乾隆甚至都會囑咐新官吏說:“廣達(江春)人老成,凡事要多與他商量。”而江春更是因為“一夜堆鹽造白塔,徽菜接駕乾隆帝”等事跡,而被稱為“以布衣結交天子”的“天下最牛徽商”。 

                    江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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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但政治的索取是無度的,徽商在乾隆朝迎來巔峰之際,也是其衰落之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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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到江春晚年,江家日益敗落,江春在1789年死后,道光年間,財務日漸虧空的清廷隨后以整頓鹽務為名,逼令江家必須再交出40萬兩銀子,而家底已經掏空的江家后代無力支付巨額罰款,最終慘遭抄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清廷則完全忘了,乾隆朝的第一紅頂商人江春,僅僅明面上的“捐納”就高達1120萬兩白銀的“政治奉獻”,對他們來說,已經被掏空家底的紅頂商人,已經不再具有利用價值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而江春家族的敗落,也掀開了徽商商幫整體衰落的帷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明清兩代,徽商通過政治勾結等手段幾乎壟斷了帝國的鹽務經營,但壟斷的代價就是各種明面或暗底下的高額賄賂和政治“捐納”,羊毛出在羊身上,為了轉移負擔,徽商于是將重擔又轉嫁到鹽價等商品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以康熙朝(1662-1722)為例,當時江南的儀征、通州等地由于距離兩淮等產鹽區較近,每斤鹽只賣二三文錢,但到了江西、湖廣等地,每斤鹽價則高漲到了二十文錢不等;隨著官府盤剝的日益加深,鹽商的售價也不斷抬高,到了道光年間(1821-1850),湖北漢口的鹽價已經去到了每斤四五十文,而有的地方則高漲到了每斤八九十文,更有甚者部分偏遠地區,鹽價高達幾百文錢一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作為鹽業壟斷和官商勾結導致的政治代價,隨著時間的推移,清朝的鹽價也不斷飆漲,以致到了普通老百姓已經無力承擔的地步,在此情況下,百姓只得通過購買價格相對便宜的私鹽來解決日常所需,由于不斷高漲的鹽價導致私鹽大規模泛濫,徽州鹽商的官鹽買賣也日漸滯銷,但清廷規定的年銷售額卻是要年年交款的,由于所欠的鹽款即鹽課越來越多,沒辦法,徽州鹽商只得向清廷請求進行分期付款:或分15年償還,或分30年償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到了道光年間,以徽商為主的兩淮鹽商所積欠清廷的鹽課,已達到了幾千萬兩白銀之巨,由于鹽商在政治重壓之下根本無法還款,而普通老百姓則因為鹽價太貴吃不起鹽,為了改變這種困局,道光十二年(1832年),兩江總督陶澍為了革除淮鹽積弊,開始打破徽商壟斷兩淮地區鹽業經營的壟斷局面,下令只要有銀子,都可以向官府購買鹽票進行販賣,史稱票鹽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票鹽法開始實施后,逐漸激活了兩淮地區的鹽業經營,不僅推動了鹽價的下降,而且使得兩江地區的歲入增加了1000多萬兩白銀,隨著徽商鹽業壟斷特權的被打破,徽州鹽商也開始急劇衰落,而由于鹽商在徽商商幫中的實力最為雄厚,徽州鹽商的轟然倒塌,也全面昭示了徽商衰落的未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對此,徽商們想出來的辦法,就是到處砍桃樹泄憤,因為桃跟票鹽法的推行者陶澍的“陶”同音,于是有人寫詩戲說這件事說:

                    “戲他桃花女,砍卻桃花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盛衰本有自,何必怨陶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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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就在徽州鹽商衰落的同時,1851年,太平軍之亂爆發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從1851年到1875年,太平軍和捻軍先后在南北方持續興起,戰火廣泛波及清朝18個省的600多座城市,由于戰爭導致商路斷絕,這就使得徽商們的日常經營陷于癱瘓,“自經兵災,船稀商散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迫于動亂,徽商們開始大批量返鄉避災,然而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,1854年太平軍先是攻占徽州祁門,隨后太平軍與清軍在徽州展開了長達12年的拉鋸戰,無論是太平軍還是清軍,都在徽州民間實施了殘酷的劫掠——“曾國藩駐師祁門,縱兵大掠,而全部窖藏一空”,太平軍在徽州期間則“擄掠盡家有,不復遺余粒,逢人便搜囊,勒索金銀亟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殘酷的戰爭掃蕩和接踵而來的瘟疫、災荒侵襲下,作為徽商大本營的徽州也受到了毀滅性打擊,以致于曾國藩都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寫道:

                    “皖南及江寧各屬,市人肉以相食,或數十里野無耕種,村無炊煙。” 

                    ▲太平天國之亂,是徽商隕落的轉折點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二十多年的戰爭掃蕩下,徽商商幫從南到北一片哀鴻遍野,繼鹽業之外,茶業、典當業、木材業等徽商傳統主營項目也都受到了致命性的摧殘,而在先后平定太平軍和捻軍之亂后,徽商們也猛然發現,即使戰爭停歇,他們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也猛然劇變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當時,作為中國傳統的“出口創匯三寶”(茶葉、陶瓷、絲綢),茶葉貿易隨著英國人在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地的大規模引種茶葉,出口已經日漸衰落;而歐洲人自產的陶瓷質量也越來越優越,逐步取消了對中國瓷器的進口;在生絲和絲綢方面,日本和歐洲的養蠶業和絲綢業也不斷崛起,中國的市場份額不斷萎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與茶葉、陶瓷、絲綢等出口業務逐漸萎縮乃至消失相反,外國的機器編織布匹等優質商品則不斷輸入中國,在此情況下,作為徽商除了鹽業外的第二大主營業務,茶葉貿易也在徽商商幫中逐漸沒落,另外,經營布匹生意的徽商也逐漸被淘汰出局,在傳統的各項主營業務上,徽商受到了幾乎是全面性的致命打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而作為最后碩果僅存的徽商大佬,先是倚靠浙江巡撫王有齡、做官商和軍商生意起家的胡雪巖,在王有齡對抗太平軍失敗自殺后,又接著投靠湘軍和左宗棠,成為了左宗棠和湘軍南征北伐、財政運轉的左膀右臂,并通過湘軍和左宗棠的庇護經營錢莊、典當、藥業、茶葉、生絲等生意。 

                    紅頂商人胡雪巖(1823-1885),徽商最后的大佬

                    1882年,胡雪巖因為與外國洋商進行生絲大戰失利出現了巨額虧損,在此情況下,向來與湘軍派系不合的淮系李鴻章立即指派官商盛宣懷出馬,一方面拖延本來要支付給胡雪巖的官銀,另一方面則大規模散布消息、挑撥儲戶到胡雪巖的錢莊進行擠兌,在多重失利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勢力強勢打壓下,胡雪巖歷時三十多年建立的商業帝國,最終在短短幾個月間便瞬間崩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1884年,胡雪巖最終在貧恨潦倒中郁郁而終,臨死前,他對著子孫們交代說:

                    白老虎(白銀子)可怕!

                    而胡雪巖的死,也成為了縱橫明清兩代300多年的徽商最后的真實寫照,曾經貴為帝國第一商幫的徽商,至此徹底隕落人間。 

                    參考文獻:

                    龐利民:《晉商與徽商》,安徽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

                    王世華:《第一商幫》,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,2016年版

                    趙焰:《徽商六講》,安徽大學出版社,2014年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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