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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1741年:乾隆一個月辦了四樁貪腐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-05-26  奧卡姆剃歷史   |  轉藏
                       

                    1741年,乾隆辦了薩哈諒、喀爾欽、盧焯、鄂善這四個貪污受賄案,一掃只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員的惡習,不管是誰,一旦知其苛索民財、欺壓百姓、收納賄銀,即遣欽差大臣嚴審治罪,并以引此例,告誡群臣,使得貪污之風有所收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貪腐之禍,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,循環往復,無有治也!

                    1741年,乾隆治腐,謹錄于此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乾隆登基之初,經康雍兩朝的治理,大清王朝已顯繁榮之象,又因雍正治吏極嚴,乾隆為示皇恩浩蕩,剛繼位后即宣揚以寬為首的執政方針,用他的話說就是“信任大臣,體恤群吏,且增加俸祿,厚給養廉,恩施優渥”,但乾隆繼位沒多久,即爆出常安一案,由此敲醒了愛慕虛榮的乾隆,開始了肅貪運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所謂常安一案,即乾隆元年(1736)三月,江西巡撫常安因母親去世而趕回京城料理后事,他帶著一眾家人隨從行至山東段運河仲家淺閘時,時值禁運期,閘門關閉,常安家人強行開閘并痛打閘夫,河東河道總督白鐘山將此事呈報乾隆帝,乾隆震怒,對常安從嚴治罪,革職并發往北路軍營監運糧餉,其家人被枷號鞭責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事后乾隆說了一番話:“今政治雖已清明,尚未能盡臻夫美善;閭閻雖無擾累,尚未能遽躋于豐盈;風俗雖不甚澆漓,尚未能革新而向道;官僚雖頗為整飭,尚未能弊絕風清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大概就是說,咱們大清朝啊,政治上可以說是清明了,但還達不到盡善盡美的境界;老百姓們也能過上平安的日子了,但要說富裕還是遠遠達不到的;社會風俗還比較淺薄,還是要要推動社會改革形成良好的風氣啊;大小官吏雖然很盡職盡責,但還做不到風清氣正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從這些話看來,乾隆頭腦還是很清醒的,因為,他的話很快就得到了印證,特別是官員做不到風清氣正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乾隆六年(1741年)三月,僅僅一個月之間,朝廷中就爆出了發現了四起貪污案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月初七,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參劾山西布政使薩哈諒“收兌錢糧,加平入己,擅作威福,嚇詐司書,縱客家人,宣淫部民,婪贓不法,給領飯食銀兩,恣意克扣”。乾隆馬上批示:薩哈諒著革職,其他各項條款,及本內有名人犯,該撫一并嚴審具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天,三月初八,喀爾吉善參効山西學政喀爾欽的奏疏又來了。喀爾吉善奏稱:喀爾欽賄賣文武生員,贓證昭彰,并買有夫之婦為妾,聲名狼藉,廉恥蕩然,請旨革職。乾隆批示:喀爾欽著革職,“其敗檢淫逸等情”,及本案內人犯,著吏部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該撫嚴審定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看過了這兩份奏疏,乾隆越想越生氣,三月初八下了道長諭,痛斥這兩個貪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從乾隆的這份諭旨中,我們也能看出乾隆對于貪污案的看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乾隆說,第一,官員不該貪污。乾隆并沒有講大道理,他說你們這些官員,我對你們一直不薄啊,“增加俸祿,厚給養廉,恩施優渥”。事實上乾隆也確實也沒自夸,單就養廉來說,從雍正創立養廉銀制度起,一直到乾隆,這項制度落實得很是不錯,清朝官員尤其是各省大吏,收入確實可觀。比如山西學政一年的“養廉銀”大約為四千兩白銀,可購米四千石,如果按畝租一石計算,相當于四千畝田地的地租收入。山西布政使的養廉銀更多,一年高達八千兩。擁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,布政使、學政全家完全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,還可以年年購買田地,添置田產,根本不需勒索民財來養家。可是,人永遠是不嫌銀子多的,無論給多少,該貪還是貪,乾隆對此也很是感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,乾隆表示,要對貪官進行嚴歷的懲處。乾隆這次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,他說不重治貪官污史,不僅百姓遭殃,而且將使國法名存實亡,雍正帝十幾年“旋轉乾坤”、辛苦整頓吏治的成果也會蕩然無存,到那時法紀廢弛,貪污盛行,咱大清也將亡之于貪腐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,乾隆通過此兩案也清醒地認識到,官官相護是官場上的多年積弊。總督、巡撫、布政使、按察使、學政、知府、知州、知縣等官員,平時倚勢橫行,各顯神通,吞沒國賦,侵盜庫銀,榨取民膏,聽到一點風聲,便互相通風報信,而且相互保密,彼此包庇;實在遇到緊急情況,難保身家性之時,那些封疆大吏就找出一些知縣之類的小官員做替死鬼,應付一下,自己和同僚便逃出生天,脫漏于法網之外,照舊腰橫玉帶,身著蟒枹,頭戴烏紗,即使是奉旨來查的欽差大臣,也常受厚禮所誘惑,或膽小怕事或礙于情面,從而避重就輕,含糊其辭,不了了之。所以乾隆嚴令查辦喀爾欽案的吏部侍郎楊嗣璟,不能故意替他們開脫名,否則性命難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,乾隆發出了威脅,他說自己“并非無能而可欺之主”,那意思是你們不要看我繼位沒幾年,還年輕,就打算糊弄我,我可不是什么善茬,讓我逮住了,一定弄死作奸犯科之徒,發誓要革除積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洋洋灑灑一大篇,有事實有理論,既講道理又發出恐嚇,即便這樣,乾隆還覺得說的不到位,三月初九,竟又下了一道長諭,進一步申述了將廉潔作為對官員的基本要求,把潔身自好注重操守作為官員必須具備的條件,提廉潔奉公,正身愛民,鄙視贓員,嚴懲貪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到了五月十九日,吏部郎楊嗣璟審判案件的奏折到京,刑部等衙門遵旨議奏,請將喀爾欽擬斬立決,判薩哈諒擬斬監候秋后處決,乾隆批示同意,喀爾欽解到刑部后當即正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乾隆借此“東風”,于五月二十八日又連下兩道命令,狠煞貪風,整頓吏治。他在第一道旨中,列舉山西官員貪贓枉法榨取民財等弊端,責令他們痛改前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道諭旨是訓飭科道官員糾參貪官污吏。乾隆帝說,科道職司言路,為朝廷耳目,凡有關于民生利弊之事。皆當留心訪察,如實上報朝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這兩個案件對乾隆震動巨大,他發出了“朕以至誠待天下,而若輩也于狼藉至此,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?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聽起來竟有幾分悲愴的意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以上兩案案發的同時,其實還有兩案同時爆出,即左都御史劉吳龍上疏參劾浙江巡撫盧焯,說盧焯一次就收賄銀五萬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盧焯一案剛發數天,兵部尚書鄂善受賄案又發,乾隆親自審理了鄂善一案。鄂善屬朝中一品大員,乾隆皇帝在落實了他受賄之事后,垂淚令其自盡,自此開了乾隆朝誅殺一品大臣之例。乾隆帝之所以傷心,在于鄂善這樣為自己所倚重的臣子竟公然受賄,這使他深感自己的從寬施政之不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先來看盧焯受賄營私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劉吳龍列了盧焯的三條罪狀:一是嘉興府桐鄉縣知縣楊景震在汪姓分家一案中,汪姓委托楊景震轉送巡撫盧焯銀五萬兩,后閩浙總督德沛令嘉湖道呂守曾查訪楊景震,盧焯害怕楊景震供出自己,先下手為強,連夜寫出題本,將楊景震所作所為的壞事,一一揭發參奏。二是嘉興縣知縣閻沛年親送盧焯銀兩千兩,盧焯將閻沛年提升。三是浙江大小官員都向盧焯饋送,以官的大小,決定銀兩的多少,浙江吏治已然腐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乾隆對劉吳龍的報告做了批示,你既不能冤枉好人,也不能姑息養奸;要查有實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個月后,六月十六日,乾隆革除盧焯巡撫職務,令總督德沛、副都統旺扎爾審查盧焯并寫出報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八月初七,乾隆下旨指出,盧焯貪污各款,已有實跡,現交德沛等審理,其貪贓營私累累,只汪姓一案內,盧焯貪贓已至五萬兩之多,其余受賄之處,不一而足。盧焯京中家產經查抄清點,有金一萬兩,予以封存,以備結案退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又命德沛、旺扎爾將盧焯在浙江任所的私贓,細加勘查,不能使其轉移寄存他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盧焯受賄營私,牽扯出同案犯嘉湖道呂守曾、嘉興知府楊景震。此時的呂守曾已升任山西布政使,報經吏部并經乾隆批準,將呂守曾的山西布政使職務撤銷,逮捕押解到浙江審理。后來呂守曾在浙江獄中不堪刑訊而自縊身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八日,盧焯案作出最終判決意見:盧焯依照法律判處絞刑監候,秋后處決。呂守曾照律應判處絞刑,已經自縊身亡,不再議處。但呂守曾身任監司官,貪贓逾萬,本是應判絞刑的犯人。因此不能援照身死不予懲處追賠的規定寬免,仍要令其嫡親追賠贓款入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清代,貪污(監守自盜倉庫錢糧)達40兩(約合人民幣1萬元),判死刑;受賄(官吏受贓)枉法的達80兩,不枉法的達120兩,判死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乾隆對此表示完全同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但事實上,盧焯并沒有被處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到了乾隆八年,盧焯秋后處決的期限已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這近一年的時間里,盧焯的家人也沒閑著,將貪污受賄的銀兩全部退出,交到國庫,從而使其改處決為發往軍臺服苦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1741年的三月,可能是乾隆最當皇上最忙的一個月了,三月十九日,也就是山西布政使薩哈諒被彈劾后的第十二天,乾隆下了一道諭旨,査審原九門提督、今兵部尚書鄂善受賄之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原來是仲永檀參了鄂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仲永檀訪察得知,在去年的內閣學士許王猷貪腐案中,“風聞鄂善受俞氏賄萬金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剛開始,乾隆帝對于仲永檀的舉報還有所懷疑,畢竟仲永檀沒有提供相關證據。但乾隆還是讓人前去查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鄂善是朝中一品,又是滿族,所以乾隆派出了怡親王、和親王、大學士鄂爾泰、徐本,以及刑部尚書訥親、來保等強大陣容查辦此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的結果是確有其事,鄂善的家仆和從中代替行賄的人全部都招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雖有反復,如鄂善對于受賄數額的不同說法,甚至先招供后翻供,但終究難以翻案。乾隆念在鄂善為朝廷出力多年的份上,賜他自盡,而不是斬首示眾,以最大限度保全他的聲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對于大膽揭發此案的御史仲永檀,乾隆將他提拔成為僉都御史,成了都察院的主要官員,讓他繼續推進反腐大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1741年,乾隆辦了薩哈諒、喀爾欽、盧焯、鄂善這四個貪污受賄案,一掃只治七品芝麻官不罪二三品大員的惡習,不管是誰,一旦知其苛索民財、欺壓百姓、收納賄銀,即遣欽差大臣嚴審治罪,并以引此例,告誡群臣,使得貪污之風有所收斂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貪腐之禍,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,循環往復,無有治也!

                    1741年,乾隆治腐,謹錄于此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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